1982年5月1日，天津县团以上干部会议间隙，胡耀邦翻看参会人员名单，抬头对身旁工作人员轻声说：“李素文，我们不要忘记她。”短短一句话，场内外立刻传开，许多人才惊觉，这位昔日“卖菜女工”竟仍牵动着党的最高层。

那天距李素文被推举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，已过去七年。副国级的光环虽然早在风雨中褪色，可她的名字依旧是一把钥匙，能开启新中国基层奋斗者最质朴的记忆。为什么一位普通售货员能在国家面前拥有如此分量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得把时针拨回到战火尚未熄灭的三十年代。

1933年春，她出生在距沈阳县城几十里外的村子。父亲挑着箩筐给人家做零工，母亲在旱田里与黄土较劲。白山黑水被日伪铁蹄碾压，年幼的李素文在逃难的路上记住了一个词——“活下去”。能读书是奢望，小姑娘最早的技能是挑水、割草、卖青菜，全凭一副钢筋铁骨撑过饥荒。

新中国成立，给了这家人名分，也给了她读书的机会。1951年，她挤进补习班，把小学课程一口气啃完；三年后递上入党申请书，成了全村最年轻的党员。那一年她二十一岁，已经是农村合作社的副社长，能挑担子，也敢管闲事——谁家翻地缺牲口，她立马调配；哪个贫苦户缺米少柴，她跑前跑后去协调。

1956年，李延新调到沈阳机车车辆厂，她跟随丈夫进入南塔商店当售货员。每天清晨五点半开门，一站就是十几个钟头。有人问这大白菜咋烧才脆，她立刻掏出小本子，一笔笔记下烹饪要点，晚上跑去附近食堂向老师傅“取经”。再后来，整整一柜台售货员都被她拉去听厨师讲课，开云app官方下载营业大厅里弥漫的不再只是菜叶味，还有蒸汽里滚出的家常香气。

这样的人，很难不被注意。1958年，沈阳、辽宁相继把劳模红旗递到她手里；1959年，她跟着代表团进京，一席《为革命卖菜》的报告让周总理七次鼓掌。散会时，周总理把她领到天安门城楼，向毛主席介绍：“这就是李素文，卖菜卖出了新花样。”主席微笑颔首，老人家一句“要好好工作”让她红了眼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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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十年代后半程，工农兵代表走上政治舞台已成风潮。1969年，她在中共九大进入中央委员会；1973年又连任十届委员。到1975年初，四届人大筹备，李先念提议：需要一位劳动模范进入常委会，最好是来自流通服务战线。名单交上去，周恩来看后圈了个红框，而毛泽东只是点头：“可以。”于是，开云一张写着“李素文”的选票，被郑重放进了人民大会堂的投票箱。

履新北京，她才发现自己与“高干”生活水火不容。组织给的宿舍宽敞到能踢毽子，秘书、警卫一应俱全，可工资仍是南塔商店的62块。出国访问得自备行头，没钱买新衣，只得向姐妹们轮流借。更难熬的是老乡们来投靠，三餐招待、买车票全掏腰包，累得她直掉眼泪。有人劝她报销，她摆摆手：“国家给我够用了，哪能再伸手？”

1978年春，她被通知结束北京工作的同时，也被默默解除一切高配。火车进沈阳站那天细雨霏霏，她拎着旧皮箱站在站台边，有点茫然。省里先把人安置在第一招待所，连家都去不了。胡耀邦后来闻讯才追问：“她的家人为何不能探望？”几句话，限制被解除，李素文回到狭小的老宅，邻居们围过来七嘴八舌，她只笑，不多讲。

下半年，组织安排她去第一糖果厂当普通工人。头一次包糖，一筐次品被车间主任端来放下，“返工吧！”对方说得直白。她埋头重来，一天三返，掌心磨破，晚上回家还在练手法。没多久产量第一，年轻女工服气地叫一声“李姐，真行”。

名册上再见到“李素文”三个字，是在1983年的任命通知：糖果厂副厂长。经营一线，她最先倡议搞市场调查，推出散装糖、礼盒糖两条并行线，产值翻番。两年后调任市轻工局供销公司副经理，她笑称自己又回到“卖东西”的老本行。

艰苦日子并未磨掉她的闯劲。1991年，从银行贷来三十万，再加上多年积蓄，在太原街开了家保健床垫专卖店。柜台前仍可见她麻利包货、热心解答的身影。问她为何折腾，她耸肩：“手不动就生锈。”说着又把一个年迈顾客扶到椅子上量体数据。

1998年8月，沈阳喜迎解放五十周年。人民公园的凉亭里，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同三十多位老劳模握手问候，轮到李素文，他温和地说：“党和人民记得你们。”随后递上一枚纪念章。她攥在手心，指节泛白，却始终不肯松开。

李素文的一生，从侵华铁蹄下的穷苦村姑，到肩担共和国重任的副国级，再回到作坊炉火旁的普通工人，几次沉浮，始终不改那股以人民为念的执拗。在那个年代，这样的奋斗与坦荡，为“劳动者能当家”这一信念写下了最生动的脚注。